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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谈屈原:开启儒道互补传统 责任心限于忠君

发表时间:2017-02-24    来源:北京日报

  近现代以来,屈原身上有许多标签,但屈原实际的作为,有两点是清楚的。第一,他是楚国贵族和高官,人品高洁,遭谗流放,秦灭楚后忧愤自尽;第二,其作品极具楚人特色,想象瑰丽,情思飘逸,文字恣肆汪洋。在思想派别上,屈原与儒道不相干,然而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,我们仍可把他视为儒道互补传统的一个开端,从而用作讨论中国知识分子话题的切入点。  

  儒道互补是中国士阶层的长久传统。在好的意义上,士阶层中的优秀分子秉持了儒家忧天下、哀民生的社会责任心,也涵养了道家亲自然、轻功利的超脱情怀。在坏的意义上,士阶层中的平庸之辈以儒家为做官的敲门砖,以道家为归隐的安慰剂。不论是何种情形,中国士人的内心都是纠结的。在皇权至上的专制体制下,即使是优秀分子,其社会责任心也被限制在忠君意识的范围内,其超脱情怀也往往成为仕途失意的自我安慰。因此,直到清灭亡,具有独立地位和品格的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国并未形成。 

  应该说,中国独立知识分子阶层是在进入近代以后逐渐形成的,是推翻帝制和西风东渐两大因素作用下的产物。其最早的成员,基本上由士阶层中的优秀分子脱胎而来。他们的社会责任心摆脱了忠君意识的束缚,并由民族救亡向文明立国的方向提升,他们的超脱情怀也减弱了自我安慰的色彩,增添了超越性追求的意味。 

  改革开放以后,中国知识分子实际上面临一个接续传统、重塑独立品格的任务。三十多年来,在新时期的社会舞台上,我们已经看到新一代知识分子活跃的身影,这些活跃的知识分子被称作公共知识分子。在采访中,讨论就集中在对公共知识分子角色的定位上,问题的核心是知识分子在关注公共事务时如何坚持独立的立场,真正发挥知识分子之为知识分子的作用。 

  作为社会最敏感的成员,乃至作为社会的良知,知识分子关注社会是题中应有之义。当然,关注的方式是可以不同的,对公共事务发声仅是方式之一,是一种直接的方式。在事关国家前途、民族命运、民众苦难的重大问题上,在涉及人权、尊严、公平、正义等价值的原则问题上,知识分子理应发出自己的声音。这个声音应该是理性的,清醒的,有充分说服力的,可以声情并茂,但不可以情绪化。 

  事实上,知识分子面向公众发声,包括公共写作、公开演讲、媒体访谈等,是一个极严肃而有难度的工作。要做好这个工作,既要对公共领域的问题有切实的了解和深入的思考,也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有相当的底蕴,并且善于把专业知识转换成深入浅出的语言。唯有如此,才成其为一个学有专攻的知识分子的既内行又能让外行听懂的发声。否则的话,你就可能只是老生常谈。同时,因为你活跃在公共舞台上,公众就理所当然地要听其言观其行,你必须言行一致,在道德上自律。所以,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,意味着社会对你、你也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 

  除了直接的方式,关注社会还可以是间接的方式。无论如何,在知识分子群体中,公共知识分子只占一小部分,多数人不是公共舞台上的活跃人物。不管是因为志向还是性格,有的人宁愿在某个领域里默默耕耘,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。当然,对于社会大问题、大趋势仍须有自己的立场,但这个立场未必用公开发声的方式来表达。一个人在所从事的理论研究或文学创作中,必定会体现出自己的精神境界和价值取向。一个潜心于基础理论或重大理论问题研究的学者,他在理论上的建树也许会比公开发声对社会发生更加深远的影响。 

  真正说到底,知识分子何为?他是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,让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,而他的基本方式是让人变得更美好,他改变的是人的思想和心灵。无论公开发声,还是用著作和作品说话,他要做的都是这件事。质言之,知识分子的职责是守护人类的基本精神价值,努力使社会朝健康的方向发展。 

  (周国平,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)

编辑:曾浩洋 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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